六月二十四，中轴线往北。

六月二十四，北京天气一如既往的糟糕。我独自一人从前门出发，穿过天安门，绕过午门，沿着城墙走，然后爬上景山，再走过后海，最后爬上钟楼。一路上东张西望，随意拍摄，于是就有了这些照片。因为天气的缘故，原片都是灰蒙蒙的一片，无心细致调整，索性全调成了绿色的旧色调，算是一色遮百丑吧。

这一个星期的生活颇为糟糕：三天两头的停电，来电也是电压甚低，甚至连显示器也无法正常运行，不停地闪烁，并不停地发出“哒哒”声响，不用半个小时就眼睛酸痛神经衰弱。一天下来就更为痛苦，还好时不时停电，能让我缓解一下。电压太低空调也无法使用。狭小办公室的近二十台电脑、近十台打印机，伴随着十五个人不断地散发热量，以致于室内温度一直维持在四十度左右，明显偏高于室外温度。
另外糟糕的是我的牙痛如阴魂不散始终挥之不去，来北京的两年时间里，牙痛几乎占了我时间的一半。牙痛成了我每个月的必经之痛，甚至成了规律：先是左边开始，三四日后开始转移到右边，再过三四日转向全面发展，如此折磨四五日后又转移回右边，三四日之后，再回到左边。最后折磨三四日后方才大功告成。如此一月已去掉一半，在享受半月的宁静之后又开始接受半月的“革命”洗礼。

最初是在豆瓣上看到李志以及李志的一切。也像他们一样，我一遍一遍地听着《梵高先生》。这是我的习惯，我喜欢将一首歌循环着，不停地不停地听，总不厌烦，直到下一个心情的到来再换上一首符合当时心情的歌，然后再不停地循环。循环往复，不亦乐乎！我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晃过。
书生建议我去听 Maximilian的巡演，我说我没有时间。其实我是没有兴趣，只是不愿让他太失望。不可否认，Maximilian的歌声很迷人，但我不喜欢他声线和旋律的平缓，我总是感觉昏昏欲睡。我曾连续几个晚上听着他的歌，我从昏昏欲睡中努力去感受他的声线。但我始终无法接受他的喃喃自语。我还是浮躁，没有听 Maximilian的平静，我想我现在应该只适合听冷血动物、木玛、李志和许巍，以及任何颓废挣扎而又积极向上的音乐。这是一个很杂乱的概念，充斥着矛盾和极端。我不愿称他们为摇滚，我更愿意称他们为民谣式摇滚。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在坚强的外表下面隐藏着脆弱的心，轻轻触碰，就会让人泪流满面。这个概念固然不准确，甚至错得离谱。但我不是乐评人，也无意写乐评，我也不会把自己的故作深沉变成生涩难懂的文字，让人以为我是如何如何一个人，应该有着怎样的涵养？我只为自已兴趣使然，不在乎对与错。
书生让我在北京帮他买Maximilian在深圳巡演的票，因为只有北京订购才能送票上门并票到付款，书生有些不相信网上支付。但几经周折还是没有买到，原因是口袋说前两百张不能送票上门也不能票到付款。无奈书生只得通过网上支付。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我听着冷血动物在写李志的《梵高先生》。但我本就没有思绪，这样的牛头配马嘴又有何妨呢？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又何必在意那么多的细节？
其实梵高和卡夫卡是天生的一对，同样的让人疼痛，同样的让人孤独。孤独造就了他们的奇迹，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孤独，死去也是为了孤独。

这是发生在后海夜晚的两幕：一边是一些人围在一个叫“欲望城市”的酒吧门口，聚精会神地看着门里的表演。耐人寻味的是后海长长的一条酒吧街，唯独这个酒吧门口一直有一群人，围在门口观看，围观的人来来去去不停更换，但进去的人很少。而另一边则是一个残疾的中年妇女匍匐在地上，艰难地推着一俩“木板车”，上面放着大概是自己的全部家当：破旧的被子和一些零碎。中年妇女不时地停下来向身边的人乞讨，而身边的人群来来去去却始终视而不见。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现实中随处可见，不管是在地铁、还是在天安门广场，或是在其它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充满戏剧而又心酸的画面。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制度可以完善，法律也可以越来越健全，社会也可以给我门越来越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缺失的太多。除了欲望，我们似乎对其它事物已经完全麻木。我们眼里只有欲望和灯光迷离，看不到身边正在艰难爬行的妇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种精神，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欲望。
欲望城市里灯光昏暗，只能看见人们黑色的剪影，音乐很迷离暧昧。
我一直跟着妇人，在身后默默地拍照，看着身边的冷漠人群。妇人前面不停地开来豪华轿车，车灯强烈刺眼。妇人每次都得艰难地挪着身子给轿车让路。

前段时间在豆瓣看到介绍《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书评，进而对作者张戎和作者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苦于在大陆《鸿》是禁书，没有出版而且禁止流通包括邮寄，更不用说购买了，最幸运也只能买到删节的盗版。万幸的是上个星期公司去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书展，我抓住机会就写了个购书清单托人买书。今天便收到了带回来的《鸿》，可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新加坡普遍缺货，难于购买，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至于清单上的其他书，就不了了之了。我想大概也是因为价格太高吧。《鸿》只有区区四百六十页，标价新台币三百五十元，因为在新加坡购买，还得加上关税，最后折合人民币便是一百二十元了。相比大陆出版的图书，这样规格的书大概也只能卖到三四十元，算上折扣之后价格更低。
我是个爱书之人，虽然说可能只停留于书的表面，有时我爱书的外表胜过书的内容。对于一本自己喜爱的书，我通常是爱护有加，阅读时轻翻轻放，极其注意各种可能会给书带来损坏的细节。这也许有些可笑，但事实上我也许就差沐浴更衣燃香了。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经历：小学时候大多好动，喜欢在课本上写写画画，不懂得保护。因此通常一学期下来，书本大多缺张少页。为此我们就在学期开始拿到新书时就用纸给书包上封皮，之后带到学校进行攀比。我家当时因为住着市里下乡扶贫的工作队，因此我和我姐能够拿到一些牛皮纸来做为封皮。牛皮纸结实耐用，所以每个学期都是我和我姐的书皮包得最好，为了维持我们的“荣耀”，我们还特地准备一个笔记本上课记录笔记，不在书上记录。一个学期结束了，把封皮撕下，整本书除了一些褶皱，几乎还是新的。这在小时候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自豪的。
当时为了扶贫以及普及知识，工作队从市里募捐了两大卡车书籍和文具用品，全部存放在我家楼上。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纪，面对那些城市里的工作员，我显得非常胆小怕事。除了书籍运来的当天晚上我和我姐各自从工作员手中拿到了一些作业本和笔之外，之后几乎没有要求过其他书籍。两大卡车的东西全部放在我家楼上，房间没有门，更不用说上锁了。但我们没有人敢踏进那门槛一步。直到有一天我教书的姨父来到我家，他进了那个房间，给我挑了几本书，我才真正拥有自己的课外书。
我家不富裕，除了日常的一些消费，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拿来买书。而且我们从小在山里长大，大多根本不知道阅读的好处，对书的喜爱更是无从谈起。当时我们唯一的阅读来自于学校图书室，但是遗憾的是学校里也几乎没有藏书。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舅舅是校长，我和舅舅一起住。当时学校买了一批书大概有300本，全部放在我睡的房间，因此那一个学期我几乎每天都在看书，将那大概三百本书全部看了一遍。现在回想起来，从记事起到现在，我连续阅读的最多一次便是小学五年级了。

朋友一直让我去深圳，再或者也应该离开目前的公司。朋友的理由是我在其他公司或城市能拿到更多的薪水。我内心有些难以名状的矛盾。也许是自己的不自信，亦或许是自我满足，不再有闯荡的冲动。我只是一遍遍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我目前还不想，我只是想有个环境能够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每天不停地学，可我又何曾天天向上呢？我甚至连周末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在办公室待到十点十一点，回到拥挤的宿舍里洗漱完毕后还得坚持看书至少一小时，早上还得坚持在七点之前起来，以免排队洗漱浪费时间。而我最爱的拍照也只能是周六周日的晚上，我一个人背着相机走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物。人们都说我疯狂，我耸耸肩，笑笑。也许，只有我才会这样疯狂，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可是自己却不愿意也不敢摆脱现在的生活。
我总是在自我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徘徊，甚至都要迷失了自己。
《悟空传》里的唐僧是洒脱的，他可以说：我要这天，再遮不了我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那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可是我们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严格意义地说，我只是行走在北京，而不是居住。
我住在城市中心的边缘，这里没有高楼，只有卢沟晓月。这里很脏很乱，人却很多，到处是杂乱的低矮平房和没有人气的破旧小区。每日午饭过后，来自本地的、外地的商贩们便会霸占三分之一的街道不停地吆喝。露天市场的出现，使本就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寸步难行。当然，这里是没有城市管理者的，因为这里并不算是城市，就算有，大概也被这众多的商贩们“打发”了。我同情这些辛勤的商贩们，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为了生活在不断地努力着。
我曾想过要记录下来这北京的生活，到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写下任何文字，只有少许没有主题的照片。这些显然不足已证明我在北京的日子，反而使我更像一个行色匆匆的游客，赶趟似的拍下一些庸俗的照片做为留念，或者是给自己积累一个自我吹嘘的素材。
还好，我没有穿着皇帝的衣裳拍纪念照。